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1][27]李济沧:《“和靖”与“宽和”——东晋中期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53]田余庆:《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见《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后收入其著《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上编,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4](日)川胜义雄:《刘宋政权的成立与寒门武人》,载《东方学报》(京都)36,1964年,后收入其著《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版;徐谷芃、李济沧译中文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5][20](日)葭森健介:《晋宋革命与江南社会》,载《史林》(京都)63-2,1980年。

[6]田余庆先生认为,谢安生前就已经受到来自帝室方面的压力,不过要到他385年死去以后,孝武帝与司马道子才将中枢权力握为己手。见其《东晋门阀政治》,第268页。

[7]《晋书》卷六四《简文三子传》有如下记载:“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姏姆尼僧,尤为亲昵,并窃弄其权。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由是朝野奔凑。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昵。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后,为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缺。”

[8]据《晋书》卷六四《简文三子传》,所谓“小竖”为以下这样一些人物,即:“嬖人赵牙出自优倡,茹千秋本钱塘捕贼吏,因赂谄进,道子以牙为魏郡太守,千秋骠骑咨议参军。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钜万。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

[9]《魏书》卷九七《桓玄传》载桓玄讨司马元显檄文也称:“加之以苦发‘乐属’,枉滥者众,驱逐徙拨,死叛殆尽”,可为证。

[10]《晋书》卷八四《王恭传》所载内容大致相同。

[11]有关东晋末皇帝权力复兴的动向,田余庆先生有详细的分析,见其《东晋门阀政治》之《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一篇。

[12]李济沧:《六朝分权体制考——东晋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4期。

[13](日)川合安:《桓温的“省官并职”政策及其背景》,载《集刊东洋学》52,1984年。

[14]《宋书》卷一○○《自序》云:“(沈)警字世明,惇笃有行业,学通左氏春秋。家世富殖,财产累千金,仕郡主簿,后将军谢安命为参军,甚相敬重……初,钱唐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隆安三年,恩于会稽作乱,自称征东将军,三吴皆响应。穆夫(警之子)时在会稽,恩以为前部参军、振武将军、余姚令。”

[15]有关晋宋之际吴兴沈氏的动向,可参看孙中旺:《吴姓士族与刘宋建国》,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陈群:《吴兴沈氏与刘裕建宋》,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6]田余庆先生分析司马道子父子的政策与江南社会以及孙恩起兵的关系。认为孙恩得以起兵,是由于门阀政治之争导致司马元显“苦发乐属”之故,即“发乐属既损害乐属本人及其家庭,又触及乐属主人的利益,结果是地主与农民同起反抗;征发枉滥指发及乐属以外,结果是乐属与自耕农民同起反抗;乐属主人多是江左吴姓豪族,结果是江左吴姓豪族也与孙恩同起反抗。司马元显的一项措施,牵动了江左社会的许多矛盾,使孙恩起兵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很复杂的性质。加上道术的煽动作用,几十万人的暴力反抗,就在旬日间形成了。”见《东晋门阀政治》,第322页。但通过本文的分析,导致孙恩起兵的根本原因,除了门阀政治之争以外,似乎更应注意皇权复兴所带来的影响。

[17]《晋书》卷八四《王恭传》载云:“及(孝武)帝崩,会稽王道子执政,宠昵王国宝,委以机权。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惮而忿之。及赴山陵,罢朝,叹曰:‘榱栋虽新,便有《黍离》之叹矣。’”

[18]《晋书》卷九九《桓玄传》载云:“玄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惮之。及中书令王国宝用事,谋削弱方镇,内外骚动,知王恭有忧国之言,玄潜有意于功业,乃说仲堪曰……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

[19]《宋书》卷一○○《自序》载云:“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王恭镇京口,与警有旧好,复引为参军,手书殷懃,苦相招致,不得已而应之,寻复谢职。子穆夫字彦和,少好学,亦通《左氏春秋》。王恭命为前军主簿,与警书曰:‘足下既执不拔之志,高卧东南,故屈贤子共事,非以吏职婴之也。’”

[21]这里所说的一部分豪族,主要据《晋书》卷六九《刁协传附孙逵传》,即:“桓玄簒位,以逵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刁氏素殷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如后所述,刁氏并非江南土著豪族,为侨民出身。但是作为京口的大豪族,却纵使奴客,独占山泽,给民众生活造成了压迫。

[22]《晋书》卷九九《桓玄传》载云:“自祸难屡构,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儁贤,君子之道粗备,京师欣然。后乃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时会稽饥荒,玄令赈贷之。百姓散在江湖采梠,内史王愉悉召之还。请米,米既不多,吏不时给,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

[23]根据王素先生的论证,桓温之母孔宪出身会稽山阴孔氏。见其《试述东晋桓彝之功业》,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后收入其著《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故宫出版社2011年版。

[24]李济沧:《东晋贵族政治的本质——以王导的“清静”政治为中心》,载《东洋史苑》62号,龙谷大学东洋史学会,2004年1月。

[25]有关桓温及桓氏一族作为门阀贵族的精神侧面,参见前引拙撰:《“和靖”与“宽和”——东晋中期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

[26](日)安田二郎:《侨州郡县制与土断》,见(日)川胜义雄、砺波护编:《中国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年。后收入其著《六朝政治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3年版。

[28]余嘉锡先生在此条后有一按语,谓:“赏誉篇云:‘王恭有清辞简旨,而读书少。’此言不必须奇才,但读离骚,皆所以自饰其短也。恭之败,正坐不读书。故虽有忧国之心,而卒为祸国之首,由其不学无术也。自恭有此说,而世之轻薄少年,略识之无,附庸风雅者,皆高自位置,纷纷自称名士。政使此辈车载斗量,亦復何益於天下哉?”见《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4页。余先生论王恭的失败正是由于不读书,可以说鞭辟入里。在我们看来,桓玄、王恭之政最终失去江南社会的支持,其中原因或在于他们丧失了贵族式的精神,偏离了东晋初期以来的贵族政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脱离了其自身的家风和传统。这一点与桓氏与太原王氏在南朝的衰落似乎有着某些内在关联,今后对此有必要进行详细分析。

[29]胡宝国:《晚渡北人与东晋中期的历史变化》,载《北大史学》第1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胡先生同时指出,“谢石‘因醉’方敢为吴歌,而王恭则可以因此而当众斥责谢石。看来当时吴歌进入贵族社会还不具有合法性”。这种观点,值得首肯,可与本章观察角度互参。

[30]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1]王导的宽容还表现在对待出身不高的武将上,如《晋书》卷七三《庾亮传》载云:“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赵胤、贾宁等“诸将”尽管不遵法令,但王导仍然对他们予以信任。应该说,这一点与王恭也形成对照。《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云:“及王恭将讨王国宝,引牢之为府司马,领南彭城内史,加辅国将军。恭使牢之讨破王廞,以牢之领晋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师,朝廷戮国宝、王绪,自谓威德已著,虽杖牢之为爪牙,但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牢之负其才能,深怀耻恨。”刘牢之后来背叛王恭,与王恭这种傲慢的态度是有极深关系的。

[32](日)越智重明:《围绕汉六朝史的理解》,载《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5,1977年。

[33]余嘉锡先生曾就晋末门阀贵族与桓温的关系,作了一个评价,即“晋之士大夫感温之恩,多党附桓氏”。见其《世说新语笺疏·贤媛》第三十二条按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2页。祝总斌先生认为,大量材料证明,这个评价是有道理的。见前引《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收入《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第204页。这也可以间接证明通过桓温,可以找到刘裕与门阀贵族阶层之间的关联。

[34]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95页。

[35]《晋书》卷九九《桓玄传》载云:“桓玄尝候道子。正遇其醉,宾客满坐。道子张目谓人曰:‘桓温晩涂欲作贼,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长史谢重举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圣,功超伊霍,纷纭之议,宜裁之听览。’道子颔曰:‘侬知侬知。’因举酒属玄,玄乃得起。”

[36]有关刘裕与琅邪王氏的关系,可参见王永平《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1期,2009年2月。

[37]针对越智先生把握当时国家权力的方法,都筑晶子先生曾提出疑问,认为应从社会形态和社会秩序之中摸索六朝国家权力的实质,而非先验性地预设国家及其统治形态。都筑晶子:《六朝贵族研究的现况——豪族、贵族、国家》,载《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報告》7,1981年。

[38]关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及其性质,前人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详情可参见胡阿祥:《六朝政区》第十四章《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籍的整理:土断》,南京出版社2008年版。

[39]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第六章《“江表儒宗”:会稽郡虞氏、贺氏之家风与家学》注释第19,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99页。

[40]《宋书》卷一《武帝纪》云:“初,高祖家贫,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逵执录甚严,王谧造逵见之,密以钱代还,由是得释。”另可参见杨恩玉:《刘裕的猜忌心理与用人政策探析》,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41]唐长孺先生说,像刘裕那样以“藏匿亡命”处死会稽第一流高门虞亮,恐怕是自晋初以来第一次依法判刑,也是最后一次。进入南朝以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日益发展,与之相联系的“挟藏户口,以为私附”之风无法遏制,佃客队伍进一步扩大。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这也就说明,刘裕杀虞亮,只是个别事件,并不代表是在压制江南豪族。

[42]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466页。

[43]胡阿祥先生认为,土断整理侨置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每次土断规模的不同和土断多有执行不力,土断中充满了土断与反土断的激烈斗争,这就使土断人户,勒令属籍,总难以彻底。见其《论土断》,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44][50][60]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88、90页;第161-162页;第477、112页。

[45]《晋书》卷五八《周勰传》。

[46]日本学者安田二郎认为,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或多或少都与北伐密切相关,如刘裕义熙九年(413年)的土断,主要对象是以后来的南豫州为中心的淮南江北地区所立侨州郡县,目的在于使其实土化,但这实际上是为义熙十二年(416年)伐后秦的第二次北伐所作的准备。见其《关于王玄谟的大明土断》,载《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2,1986年,后收入其著《六朝政治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页。

[47]有关江南豪族对刘裕的支持,具体可参看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第五章《江东集团与南朝政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34页。

[48](日)中村圭尔:《六朝时代江南的地域社会与地域性》,载(日)谷川道雄编:《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1988年,第48页。

[49]《宋书·武帝纪》云:“高祖位微于朝,众无一旅,奋臂草莱之中,倡大义以复皇祚。由是王谧等诸人时失民望,莫不愧而惮焉。”王谧是王导之孙,东晋末门阀贵族的代表性人物,但是却“失民望”,也就是失去了江南社会民众的支持。沈约的这段评语也清晰反映出,尊重江南社会的东晋贵族政治及其精神有着为刘裕所继承的一面。

[51]祝先生后来对这个观点有所修正,认为低级士族出身的刘氏代替了司马氏为帝,但刘宋与东晋的阶级本质相同,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同样由士族地主特别是高级士族垄断大权。见《晋恭帝之死与宋初政争》,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后收入前引《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第272页。

[52]王永平:《刘裕、刘毅之争与晋宋变革》,《江海学刊》2012年第3期。

[54]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152页。

[55]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56]王铿:《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寒人典掌机要”》,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57][59](日)川合安:《〈宋书〉与刘宋政治史》,载《东洋史研究》(京都)61(2),2002年9月。

[58]南朝宋齐政权下,宗王出镇及其相互残杀的详细状况,参见上引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第三章《宗王政治的没落》第四节《宋、齐的宗王政治》。

[61]沈约在《宋书》卷九二《良吏传序》中将宋文帝的治世分作前后两期作了概括,前期是“太祖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方,六戎薄伐,命将动师,经略司、兖,费由府实,役不及民。自此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然而到了后期,情况为之一变,曰:“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从“极盛”到“自此衰矣”的根本原因,在于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戎役大起,倾资扫蓄”;“深赋厚敛,天下骚动”,也就是北伐带来的江南社会的动荡。在此,江南社会对于王朝盛衰以及刘宋皇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62]《宋书》卷三《武帝纪》。